【完结】黑太岁·碑记

moririnka

【本篇预警】
算是非典型BE。
这篇犹豫了一下还是发上来了，虽然很淡但确实是按CP写的，其中有很长很长一段编造的原创故事，把人骗进来看原创真是对不起啊（鞠躬）。
使用了oobmab老师的《黑太岁》作为整体故事背景，但没有读过原作也不要紧。总之，这是一个中系克苏鲁的微恐世界。
使用了伪记录手法，虽然出现了真实地名但请放心，现代部分的人物都是虚构的。
另外这篇最开始写好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纪念碑被移走的事……总之赶巧了吧算是。


如果OK的话请接着↓

moririnka

　　我又听到了那种声音。
　　我想，假如迄今为止我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一切资料都不只是单纯杜撰的话，那么留给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我打算至少在神智还算清醒，还能尝到恐惧是什么滋味的时候，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记录下来。亘古以来，黑暗中就躲藏着不可名状的怪物，人类不该逃避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
　　但现在，至少现在，我还没有面对它的勇气。

moririnka

　　2023年12月中旬，拨打到安徽寿县报恩禅寺接待处的电话忽然多了起来，大多数致电都是来询问僧人斋房旁安置的一块毫不起眼的残碑的保存情况的。石碑整体呈不规整的矩形，从左到右刻着“汉荀彧墓”四个大字，左侧上部分有所残缺，最后一个“墓”字被硬生生削去半个蚕头，让人难以判断墓碑左侧是否原本还有刻文。右侧一行竖列“中华民国廿一年十月”小字，揭示它的存在距今仅仅不过百年历史。或许是得益于墓碑主人在历史上的名气，它在报恩禅寺内过得并不孤单，我时常能看到墓碑前摆放的花束，前来探访的人们大多怀着敬仰和类似于礼拜的心情，来追寻荀彧留存在世上最后一丝痕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网络上流传开一种说法，提到禅寺或许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丢弃这孤单的残碑。尽管主持一再解释这块墓碑早在文保部门做过登记，所谓“丢弃”纯粹是谣传，那些电话还是响个没停。那时候县里正在开展古城创5A包保走访工作，接连来了好几波人了解情况，县里要求整理相关材料上报。主持便将这份工作委派给了我，也因此，我得以走近档案资料保管室，去接触那些尘封那些埋藏在岁月的尘埃里数十、乃至于数百千年，从建寺起就存在于寺中的，充满着古老而神秘气息的记录。
　　那是个长久遮蔽着厚重的窗帘，从不接触阳光的黑暗房间。一进门，扑面而来一阵阴冷的凉意。角落里一台陈旧的除湿机还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发出阵阵嘈杂刺耳的低鸣。我想它的使用年限恐怕早就超出了，放在这里简直就只是个装点门面的玩意儿，不过总归聊胜于无——古老而脆弱不堪的纸张总归还要仰仗这台比起它们的年龄只算个稚童的除湿机后生，兢兢业业地扼杀空气里太过多余的水汽。屋里纵向排列着一排柜子，总的来说，两种风格泾渭分明，却都用标签贴上了时间。靠前的是随处可见的带锁的铁质文件柜，隔着窗口的玻璃，还能看到里面蓝色的文件盒壳子。我粗略观察了一下标签，那里面大多是近些年的人事档案，年度工作汇总，各式各样的报表和记录单据，及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当然，财务的部分并不在这里，他们有单独的储存地。靠后贴着墙有一排九个形貌朴素但厚重的巨大木质书柜，那才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大约18年左右，寺里进行了一回小规模的翻新。彼时我刚从九华山学院结束学业回到庙里，得到的日课以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协助师兄等人梳理分类古籍。我们小心地将积攒了几个大纸箱的古本及资料抬出来，先是粗略地按照古本跋序落款的时间分成了几堆，大抵分作明、清、民国，以及上世纪中末。至于无法判断时间的那一部分残片，则按照所记叙内容分别归类。
　　明朝留下来的东西相当稀少，除了几本明刻的经书以外就只有一张画轴，打开看时，却发现上面沾满了奇怪的、粘稠焦油状的黑色污渍，伴随着若有若无的恶臭味，让人从心底感到不适。我压下心底发毛的感觉，仔细去看那幅画，从污渍间隙中大概能揣测出原本是一副明人的坐姿画像，衣服下摆朴素而宽松，涂层青蓝色，鞋子则大方地暴露在外面。这幅画中的主人必定是一个男性了，然而他到底是什么人，是官员或者地方豪绅，又叫做什么名字，一切都无据可考了。落款的地方被污渍遮了个严实，只模糊看得到半个字，我想那应该是天启，木匠皇帝朱由校的年号。此外已经得不出更多的信息。
　　盯着那画看得久了，心底焦躁、阴郁的情绪达到了顶峰，一种直觉促使我重新将它卷好放置归位，却又控制不住去想关于它的事情。那画像是在那沉默的年代里被毁掉的吗？又或者是在更早更早之前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面目？那之后我去询问过主持，他却说也从来不记得有过这样一幅画轴。于是我想那画轴存在于这寺庙中存在的时间或许一定要比还活着的僧侣们更早。
　　得益于那次粗浅的整理，现在我不至于在这浩如烟海的古本书籍当中晕头转向。我径直奔向贴着民国时期标签的资料柜，眼神从经书上瞥过，取出了一本有关寿县地理类的古籍，那是某位姓名已佚的无名氏撰写的《寿州志》，我笃定它至少会记录一些民国时期与报恩禅寺有关的故事。按照我取读古籍的经验，一些永恒沉默在历史角落里的碎片往往会在好事者所录下的地方地理风俗志、人物传记留存下一星半点风貌——足够人们管窥蠡测一角蒙着薄纱的真相。
　　然而第一本书里并没有特别的发现，我的心劲儿还算旺盛，并不气馁。这卷地理志还有其他几册，总得记录些什么东西。那时的民国抄本还是竖排繁体字，抄录的作者一手堪称草率的行楷，要辨认还得多花几份工夫。手上贴合皮肤的橡胶手套令翻书页的动作也多了几分困难，然而更令人不适的是，这间资料储藏室因为常年不见天日，日头无法将隔着厚重窗帘的屋室内的阴寒驱散，只是静下来翻书的这一会儿，我就有些浑身发冷，顿时后悔早上没在缁衣之下多套一件毛衣。
　　不过很快，这种恼人的寒意就被新发现带来的惊喜掩盖了。其中一册书提到了寿县曾经存在过的荀彧墓的位置，说它位于“州南门外南关坊”。这个词条无疑让我振奋了些许精神，我越发努力地辨认其下蝇头小字的注解，终于，在几行密密麻麻的从史书中抄录的人物小传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此前从未见过的故事。为便于读者理解，我在此进行简单的翻译整理，并摘录其下。
　　民国时期，寿县有一位姓袁名叫弘祖，字承业的乡贤。他祖上仕清，祖父袁茂学曾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办差，后来改制洋枪时与湖北总局张之洞有些不和，因此弃官隐居乡里。父亲袁海宁则是个天生的浪荡子，为避战乱也不曾出仕，靠祖上积攒的数亩良田及两个铺子营生。袁弘祖为人豁达，性情敞亮，生平爱读史，好金石学，又好佛说，对上海传进来的那些新学问也有钻研，在县里的“强立学社”读过一阵书，与同乡新学派的学生很有往来。
　　民国二十年前后，这位袁弘祖便时常出入报恩禅寺，与当时的主持论佛经。不久之后，他忽然宣称想要为死在寿县的东汉末年的古人荀彧立一块墓碑，地点约在南门外南关坊一处土丘上。他亲自求来名家撰字刻碑以界地，又出资请和尚做了一场法事，以表达敬仰先贤的愿望。
　　
　　左侧又录了一行没有句读的小字，“或曰张铁笔书”，直译过来字面意思就是“有人说，是一个叫做张铁笔的人写的”。我又通读了上文，这里的“书”十有八九是指荀彧墓的碑文，那么那个撰写碑文的“名家”，起码在一些人的传言当中，是这个叫做张铁笔的人。
　　这个名字令我萌生出一种朦胧而诡异的熟悉感，我一定在什么地方听说过，然而一时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仔细回顾，“铁笔”两个字未必是一个人真名，更像是自号或者别人给的绰号。
　　那天晚上，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阵，未果。某种抓心挠肝的求知欲操控了我的神智，几乎令我每时每刻坐卧不安。要提交书面资料给县里的时间越来越近，迫于无奈，我只好联系了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朋友张希孟。在听完我的疑问之后，他还真从县里的资料中找出一位民间传说里号称“铁笔”的张姓书法名家来。
　　他叫做张树侯，清末民初寿县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辛亥革命，为推翻腐朽的清廷统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不好名利，晚年时候急流勇退，隐居乡间，钻研金石及书法，自成一派。民间传说他幼时见石匠刻石，便随之模仿练习，久而久之不需用模具，便直接能用刀在石头上写字，因此称作“张铁笔”。我顿时醍醐灌顶，这位张先生是本土先贤，他的石刻在寿县博物馆还有留存，我曾经或许无数次听说过他的名字和事迹，只是一时难以联系到一起。

moririnka

　　佛祖啊。
　　倘若你真的保佑着您虔诚的信徒的话，为什么不就在这里阻止我呢？为什么不让我的“调查”到此为止，让我不必知道那些可怖的事实？为什么不让那些东西永远地、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呢？

moririnka

　　隔天，在日课结束之后，我还是来到了那件阴冷的档案资料保管室。之前的调查太过顺利，因此我便更加渴望能从那些古籍中再发现一些什么蛛丝马迹。我被一种诡异的求知欲操控了，欲望在其中无休止地蔓延，我几乎是疯狂地想要探索些什么……等到我回过神来时，几乎已经到了第二天的清晨，手机五点三十分的闹铃响起，与除湿机工作的声响交织成一种苍白无力的噪音。而我，我几乎是一夜之间草率地翻看过一遍所有民国留下的古籍，却几乎没能再发现任何新的信息。我手忙脚乱地想要关闭闹钟，那声音让我明显觉得大脑皮肤下的血管在疯狂地跃动。我想我或许是在发烧，以至于无法协调自己的肢体，总之，我的手肘撞上后方的架子，将那副——
　　将那副或许是明人真迹的、沾满了诡异焦油状黑色污渍的画卷甩到了地上。数年前绑上的绳结不知为何发生了松动，画轴滚落展开在地上，我猜测大概是眼睛的位置，那画像，直勾勾地与我发晕的双眼相望了。我打了个寒颤，原本混沌的大脑顿时清醒了几分，那时候，我忽然又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恶臭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在我蹲下身体，重新整理那副画轴时变得越发浓烈。
　　在那之后，我原本该离开这莫名其妙就呆了一整夜的阴冷房舍，却鬼使神差一般取下一本署名为惠顗禅师的经书注本。惠顗是早在民国时期的本寺主持的法号。
　　就在这册书的夹层当中，我找到了三封没有署名、却都是寄给惠顗禅师的信。其中一封还是用规整的蝇头小楷所书，另两封却是用硬笔所写，格式有明显不同。又根据其中运笔勾画的痕迹，就连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轻易排除同一个人所书的可能——前一份的成书年代更早，主人要更习惯毛笔传统的书写方式。离早课开始还有些时间，我当即决定先将新发现的这三封信件读完。
　　其中，用小楷写在信纸上的那封信内容大约是：写信人邀请惠顗禅师前往南门外做一场法事，愿奉上报酬若干，询问禅师的意愿。硬笔所书的其中一封信大意是：贼寇犯境，寿州沦陷，念某个汪先生之牺牲，写信人心中凄苦异常。听闻日寇多方搜刮金石文玩，心中担忧先人所立之碑受灾，因此想要移入寺中避难，询问禅师意见。这封信之后并没有写完，似乎还絮叨了些什么内容，落款应当在下一页，禅师的书中只保留下了这么一页。
　　最后一封则更像是残页，边缘角落甚至有些火燎的痕迹，一部分字迹已经被火舌舔没了，剩下的只言片语中，却透露着某种混乱的忏悔。在读完这些信件之后，一种可怖的念头立刻在我脑海中盘桓不去，某个尘封在历史碎片里的故事在我眼前完成了拼合——就像是两块仅仅属于彼此的严丝合缝的拼图，继而，新的疑惑就此产生。
　　至于第三封信的内容，我几乎难以用完整的、有条理的语言进行叙述，那些文字疯狂而杂乱，写信人似乎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迷惘当中，我仅仅只能挑选其中一些有意义的片段，零散地翻译出来，放在下面。
　　“……我和我父亲都是彻头彻尾的愚夫。他疯了，他竟然心甘情愿地奔向那些怪物，把自己变成那副模样。而我愚蠢在竟然对他留下的那些诡秘研究产生了不该有的好奇心。
　　……那根本不是什么墓碑，是一个丑陋的、可悲的、拙劣的借口；那里也从没有什么汉墓，只埋葬着一个可怖的天魔。……我毁不掉那东西。它永远在那里蠕动，水、火、金，没有任何东西奈何它。
　　……
　　不过，至少碑文是晚菘堂主人的遗笔，报恩禅寺的暮鼓晨钟、阵阵梵音会是它最好的归宿。
　　……最近，我越来越频繁地听到那东西的声音，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父亲在呼唤我，某一刻，我们应该是心灵相通的，他在热切地呼唤我到他身边去。……我还能保持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不知再过多久我就会像我父亲那样心甘情愿地投向那些东西了。但那永远不会是我的本意。为了摆脱那东西的折磨，我将替自己选择死亡。……我不知道究竟是人类先会再一次发现那东西，还是那东西会先找上人类，但在死亡之前，我必须将自己知道的一切整理记录下来，假设有人发现——假设当真到那个地步，至少要让他知道，人类究竟在面临什么东西。我将它埋在故居庭院的槐树下。我佛慈悲，请保佑永远不会有人找到它。”

moririnka

　　稍晚些时候，我忍着头痛提交了有关部门需要的资料，完成了一项工作。论证“汉荀彧墓碑”不是真正的荀彧墓碑非常简单，单是寿县没有任何田野发掘报告足够；然而这块碑是什么人所立，又是怎样出现在报恩禅寺的，《寿州志》的记载以及惠顗禅师收藏的信拼合在一起，却几乎构成一个完整的答案了。但那块“汉荀彧墓”碑究竟是什么，所谓“丑陋的、可悲的、拙劣的借口”究竟是什么，却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最后那封信在我脑海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是受到那些诡异而扭曲的文字影响，在讨论“保护措施”时，我忽然生出想要将那块墓碑送走的心理。
　　它象征着死亡和终结，却是一切争端的起点和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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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荀彧墓碑”的相关工作之后，我将档案室的钥匙交还给了管事师父，但我的调查并未停止，一种疯狂渴求的探索欲望包裹着我的心脏，令我想要永远地无止歇地寻找下去，直到触碰到事情的真相。不过事与愿违，那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调查都没能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我一面向主持询问惠顗禅师的故事，却除了寺庙僧侣之间人人都能说上来的一些事外，没能得到任何信息；一面托付张希孟替我尽可能多地调查那个叫做袁弘祖的人及其家族的一切资料。我自己则是根据拍摄留存在手机中的信件内容，不停探索某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奥秘。
　　第一封信当中提到的法事，毫无疑问就是袁弘祖在立碑时邀请惠顗禅师做的法事，地点在南门外也能对应上，发生时间应该在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也就是1932年10月之前。第二封信提到的“先人立碑”“移入寺中”，倘若的确是指同一件事，那么几乎可以断定它出自袁弘祖后人手笔。至于某位喋血刑台汪先生，我很快就在寿县相关的文史资料中锁定了一位叫做汪以道的革命前辈。1938年，日寇犯境，寿县沦陷，汪以道这位多年来辗转在南北二京授课育人的饱学之士被日军逮捕，那些丑恶的凶犯威逼利诱他做日伪统治下的维持会长，然而汪先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他就是那样牺牲了的。
　　观察信件的口吻，汪以道先生慷慨就义的事离信件成书时间不久，消息传回寿春，那位心中惴惴、惊惧不安的袁家后人，就写下这封书信，将他父亲所景仰的古人墓碑托付给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托付给了这一方佛门净地，以期冀能够躲避战火，那果然就是1938年发生的事情了。
　　第三封信我久久没有头绪，那堪称残片一样的信纸里记录的内容杂乱而荒诞，言语之间似乎在恐惧什么东西。他究竟在恐惧什么？我做过无数种揣测，却都无法在唯物主义层面上作出相对客观而合理的解读，那疯狂蠕动、水火不侵的“天魔”又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所谓的故居在什么地方？下面又究竟埋藏了些什么秘密？我对这位袁氏后人的精神状态抱持不乐观的态度——当然不能排除那只是一个疯子在胡言乱语的可能性，如果真是那样，我一时兴起的调查就像个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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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初，张希孟那边突然发来微信消息，说自己在文化馆留存的民国时期寿县“强立学社”主办的报纸夹缝里，找到了袁弘祖的名字。报道的内容非常简单，我在此做个简略的复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0月13日清晨，本县乡绅袁弘祖尸体于河边发现，死者衣衫整齐，随身物品无丢失，初步判定为自杀。”
　　这是一则再简单不过的死亡通讯，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似乎没有什么疑点。然而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民国二十二年十月正是替古人立碑恰好满一年的时候，袁弘祖竟然会巧合到恰好在那个时候自杀吗？
　　张希孟提供的另一则消息关于另一个姓袁的人。他叫做袁重明，名字我十分陌生。张希孟告知我，袁家有修家谱的传统，县里存档的家谱资料显示，这位袁重明是袁弘祖的儿子。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1940年寿县死难者名单之中，如果不是恰好同名同姓……这父子两代人的生命竟然在短短的数年之间相继走到了尽头，简直令人唏嘘。
　　无论如何，能得到新的线索对我而言已经是极大的鼓舞。我询问张希孟，现在是否还能联系到袁家的后人，我想他们家族中或许还有些密不外传的资料保存下来。对方不久后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他发给我一个微信账号，说是袁弘祖如今的直系后人。
　　这位后人几年前移居海外，英文名叫Phillips，做金融贸易方面的工作。他的原名与故事没有多大牵扯，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下文我会直接使用英文名来称呼他。
　　在得知我联系他的缘故之后，Phillips一开始表现得颇有忌讳，然而在我将从惠顗禅师的书中得到的三封信件的图片发送给他后，对方略显激动地询问我能否视频对话。视频里的Phillips看起来大约四十岁上下，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捧着一杯咖啡，独自一人在大洋彼岸某个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同我打招呼，他看起来身材并不高大，五官单独看来都没有什么特色，组合在一起却莫名令人觉得和善。或许是惊讶于我身上的缁衣和寸发不生的头顶，他惊讶地瞪大了双眼，随即问起了我的名姓。我说俗家姓刘，法号元海，请他随意称呼。
　　Phillips是那种即使定居海外，家族故地情怀仍然很重的人，他对自己的家族有着异乎寻常的关心和了解。在同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了一些与张希孟提供的资料截然不同的说法。Phillips是袁重明其他兄弟的儿子，他提到他的曾祖父袁弘祖及叔祖父袁重明时，语气变得有些诡秘而凝重。他说在他们家人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袁弘祖并非死于自杀，袁重明也并非单纯死于日寇的枪弹之下，他们的遗体古怪而可怖，几乎超出了人类正常认知的范围。
　　1932年10月13日，失踪了近七天的袁弘祖的遗体被人从河边发现。被发现时，袁弘祖身上的血肉消失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森森的白骨了！他的衣装好好地“穿”在白骨上，只有领口、袖口、裤腿的地方沾染了不太像是污泥的焦黑污渍。起初，县警以为这至少是一具失踪了十年以上的某人的遗体，可符合条件的家庭中却没有一个人认识遗物，他们不得不将范围缩小、再缩小。最后，袁重明兄弟认出了那尸骨上遗留的衣服，与他们父亲失踪那天所穿一模一样。袁弘祖的遗骨上并没有野兽啃咬或者刀凿斧刻的痕迹，就连食腐的蛆虫也很难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将一个人吞噬殆尽，连血液都不残留一点。仵作无法验明袁弘祖的死因，他们从未见过这样令人费解的遗体，不知道他究竟在肉体死亡之前遭遇了什么。最终，县警不得不匆匆以自杀定案。
　　袁重明则是个疯子。
　　他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忽然发疯的，在那之前，他有一段在美国高等学府留学的经历。
　　1937年国内战事爆发，袁重明立刻远渡重洋从北平回归旧土。因战火纷飞，他辗转一年有余，终于在1939年夏回到寿县旧居。日寇曾经一度洗劫了这座小城，烧杀抢掠，将一切东西破坏殆尽。袁重明回到破败的家中，将布满尘埃、灰烬，丛生的杂草的故居收拾一新。在那之后，他忽然变得深居简出，龟缩在袁家旧居当中不愿出来，人们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十一月，日军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寿县人民提前得知消息，向南撤离，人们才久违地在队伍中见到了袁重明。他的衣服破旧不整，精神看起来极度疲惫，像是过度沉湎于某种未知的东西的状态。他手里死死抱着一个手记本，只是恍惚地随着撤离的队伍来到南乡堰口集。有时候人们会听到他的惊叫或者怪笑，有时候又能看到他发疯似的在手里的本子上记录什么。
　　人们都说袁重明疯了，大约是疯了。
　　日寇能抢掠的东西几乎没有，仅仅在寿县逗留了三日就撤军而去，随着日寇的撤退，百姓们渐渐再度回归旧土。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的4月12日，日军三度侵略寿县，保九团全体官军全部阵亡，日军借口在城内大肆搜捕，将“疑为军人”的男丁全部枪杀。袁重明就是那时候被日军戮害的，他那时候的精神状态似乎已经极度糟糕，被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脑袋时，竟然露出了一抹渗人的、似乎是摆脱了什么一样笑来。
　　若干年后，当时在成都旅居的Phillips的父亲回到家乡，他原本不抱有希望找到袁重明的尸身，然而同乡却指着一个独立的小坟丘告诉他，那里面埋的就是袁重明。当年清理同胞遗体的那些同乡，他们无一例外都目睹了一个分外诡异可怖的场景——第二天，当幸存者们前来收敛遗骨时，却在尸海中发现了一具森森的白骨。
　　人们都说那就是袁重明。
　　因为死人里没有一个别的袁重明了。他死去的模样和他父亲一模一样。　
　　Phillips讲述的这两则故事几乎令我有那么一刹那间不寒而栗，无论如何，人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忽然只剩下白骨，简直就好像他们的血肉拥有了意志，主动从支撑束缚着它们的皮囊和骨骼间隙剥离。这个想法令我有些后背发凉，忍不住打了个冷颤。Phillips似乎看出了我的不适，反过来宽慰我，他说不用太过在意，那些传说——反正只是快一个世纪之前的传说。
　　我又询问了他关于最后那封信的事，Phillips表示爱莫能助，他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他说事实上战争结束之后，他祖父回到寿县，在故居旁边重新开辟了新的院落居住，只是偶尔回去收拾东西。那座凄凉、破败的小院似乎散发着某种不详的气息，阴郁得令人几乎无法生出半点好感。但他的言语中提及了旧居圆圃中种植的一棵槐树，我灵光一现，忽而意识到，袁重明极有可能在那下面埋藏过什么东西。
　　最后，Phillips同意了我的挖掘计划，他会委托同乡亲朋替我打开院门，作为交换的一部分，他希望我能告诉他，那儿究竟埋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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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早，我向管事师傅请了假，带着早先在五金杂货店买来的铁锹和锄头出了门，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我拨通了Phillips提供的联系人电话，稍过片刻，一位朴素健壮的中年妇女出现在我面前。她是Phillips母亲那边的亲戚，也是袁家同村的村民。在一条泥泞的乡间小路尽头，过于茂盛的树枝及杂草掩映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了袁重明在信中提到的故居。
　　不用走到那古宅当中去，只在远处就能观察到它是怎样一副颓态。刷在院墙之外的涂层早已斑驳剥落，青苔恣意地裹满表层，裂缝从半腰高的地方延伸到屋顶，连瓦片也不过是在勉力支撑，随时有摇摇欲坠的风险。一颗参天的古槐向外延伸出它的枝干，几乎把整个院落都笼罩在了里面。妇人告诉我，现在外面生长满杂草的地方，都是最开始属于袁家的土地，原本还有更多，站在这古宅之外四下张望，触目可及的地方大多属于这乡间的豪绅。新中国成立之后划分土地，稍远些的地方都被乡民们领走，只有紧挨着袁氏故居的这三分良田，就连最穷苦的农户也不愿意要。曾经有过某种传说，那些死状奇异的袁家人不愿离开，每当夜幕降临，就会有亡者的幽魂降临这座院落，发出刺耳凄厉的吼叫。
　　我说我倒不怕，我可以诵经超度这些冤魂。妇人笑着替我打开上锁的院门，她说那些故事不用当真，只是村里老人口口相传的异谈，超度也好，就当是沾大和尚的光了。我注意到大门上的锁是现在常见的大号挂锁，大概是Phillips或者他的某个亲属更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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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中的景象与外头所见并没有什么不同，阴翳、压抑、沉闷构成了基本的初印象。前几天才落过一场雨，滋润了地表青石砖上累年生长的湿滑苔藓，几乎让人难以有落脚的地方。那棵槐树就种在院落当中青石砖整整齐齐码成的，直径约两米多的圆形围圃当中。可以想见曾经这座院落的主人是如何精心打理他的家园的，然而现在，高大的树冠遮住了天空，阳光被迫割裂成碎块，空气中只剩下令人厌烦的水臭和霉味。
　　直到下午四点之前，我手头的挖掘工作都没能停止。由于不知道准确的动土点，我只能将槐树周围暴露在青石砖外地面的部分统统挖掘开，还好这些地方的面积不是太大。在地面高度差不多与我的肩膀齐平的地方，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降临，我找到了一个木箱。
　　箱子本身在水土的侵蚀下已经腐朽得不成样子，原本是否加装了锁扣毫无意义，我轻易就打开了箱子。箱子里面一样诡异的东西立刻抓住了我的视线。那是一个直径和高都在20厘米上下的厚底玻璃罐子，构造与现在用来腌制咸菜的玻璃器皿相差不大，只是盖子与罐身相连的地方，被人特意用白蜡厚厚地上了封层。令我感到诡异的是装在玻璃罐里的东西——那是一团通体漆黑的物质，浑身光溜溜的，像是某种肉一样的质感，浸泡在透明的液体当中。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一时难以判断，然而强烈的厌恶感瞬间就将我包裹住。如今回想起来，我想那是我身体里的每一块肌肉，我大脑中每一个细胞发出的强烈警告，它们告诫我最好远离那可怖的、应该被永远沉没在地狱里的东西。
　　除此以外，我还从箱子里得到几样其他的东西。一个皮革封面的笔记本，一沓装在档案袋里的书信，以及一块沾满污渍的陶器碎片。
　　我将得到的东西全部搬回报恩禅寺的住处，告诉Phillips一时还难以弄清那些资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存在的本身只能证明那惠顗禅师处留存下来的残信的确出自袁重明的手笔，但袁重明究竟想要告诉后人什么，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